最近，一家报纸上刊出的两幅照片，让人看了心生悲哀。两个妙龄女郎伫立街头请人代写书信，每封家书付两元钱。她们长发披肩，打扮入时，也许她们很有钱，可惜缺乏知识，连写一封家书，也需要请人来捉刀代笔。这情形好像美味过了一道水，再浓郁的乡思，再缠绵的情愫，也无法品尝出原汁原味来了。
这让我想起儿时牵着母亲的衣襟踉踉跄跄去邮局请人代写书信的情形。写字先生的瓜皮帽和牵线眼镜，都透出一种庄严与神秘。母亲说一句家事，那人挥洒一行小字。末了，我总会怯生生地问上一句，“能给父亲带句话吗？”“当然可以！”写字先生随口应道，又龙飞凤舞地加上一笔。每当母亲恭恭敬敬地给写字先生递上一毛钱的润笔费时，都要冲着我们教训一番：“长大要好好念书，会写字多好，不管多远的路，啥话都能带到！”等我长大粗通文墨，能浮皮潦草地划拉几个字后才明白，代写书信这种公共秘书性的职业，其实是一种最简单明快、不费脑子的工作。
原以为代写业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可据报载，这一特殊的行业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又悄然兴起了，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年轻的打工妹和打工仔，他们除了请人代写书信外，还需请人代填汇款单和包裹单，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邮向那遥远的山村。知识与金钱的冲突，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那么水火不相容，他们中有多少人就是放下书本走到外面的精彩世界中来的。对照片上那些靓丽女子来说，她们脱下荆钗布衣，换上流行时装，告别粗茶淡饭，学会了化妆打扮，可是美丽的外表掩饰不住空乏的心灵。如果她们连一张报纸也不能读，一张汇款单也不能填的话，能说她们已经脱离落后与愚昧了吗？
童年的记忆之所以被唤醒，是因为新一代文盲正迅速涌现。就是在华灯初上的天安门广场，你也能看到一群外地来的年仅10岁的卖花姑娘，她们都在读书的年龄，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不认得字，却认得钞票的面值。几年以后，她们也将长成如同照片上那样时髦靓丽的女孩，也会加入到请人代写书信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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